不只是朝夕的政局,而是长远的创造、新生与毁灭──《荒泽之鱼》的香港寓言

文章刊于陈宝珣的《荒泽之鱼》(文化工房,2018)。标题为编辑拟定,原题为〈鱼档案──序陈宝珣《荒泽之鱼》〉。

回归二十年之后,我们在这一边还有甚麽话好说?岛若果遭淹没了,我们还可以是甚麽?继《没岛恋曲》之后,陈宝珣的新作《荒泽之鱼》似乎要说:我们就(或许被逼、或许自由选择地)变为鱼吧!鱼的特徵是没有眼帘(所以死不瞑目?所以是一种以眼还眼的抵抗姿态?);不能发声言语(即使被沉默了,也不代表就没有了叙述吧);长期潜在水底下(为了等待再冒起的一天?)。当然,鱼是不怕风浪、水淹的,正如这段:

冷暖流轮流滑过身体,身体也滑过它们,淌流间皮层下的细胞像是被洗刷一遍又遍,经历了一次新生,那种在运动中流动的鲜活,即使前面暗黑无尽,冻冷孤寂在无止境扩张,一点都不可怕。

──《荒泽之鱼》第十七章

风雨或许不可怕,担忧的是,水生类最终却要面临丧失了水的命途。对此,《荒泽之鱼》不是完全没有準备的。那不过就成了鱼化石,还要是侏罗纪时代在本地荔枝庄发现的副狼鳍鱼。一尾化石鱼,必然代表了灭绝?牠穿透亿万年历史的见证,未许不包含重生的可能。也许,《荒泽之鱼》想处理的,不仅仅是只争朝夕的社会政局,而是拉得很长很远的创造、新生、毁灭、再生这个循环里的内在因由。

跟他以往的作品不同,宝珣的《荒泽之鱼》没有与任何一场当下如火如荼的社会政治运动产生密切关係(《没岛恋曲》固然是香港首部雨伞运动小说;而他更早期的《发给每个闭塞头脑几颗理性子弹》则是关于北京八九年民主运动六四事件的)。新作只扣连起好几桩牵涉知识份子的政治风波或风暴。知识份子在历史洪流、政治争斗中还可有甚麽角色?似乎是宝珣的小说一直放不开的议题。但是,知识份子这个物种,真的可以在随时能把个体摧毁的专制政权面前,敢说真话、作出抗争吗?如果不能,他/她又跟一众沉默、潜行的鱼群有何分别?况且,在中国这大块陆地上,鱼早就与海洋绝了缘,早就发展了一套适应的机制,让自己可以睡得安宁。在乾涸或受腌製了的陆上的鱼眼中,如果知识份子要对抗政权,而惨遭严惩,甚至被摧毁,是自招的,是活该的。你应该老早便知道后果是怎样,你应该明白你对抗着的是甚麽。这完全是你的错,你故意越过了划定的界线,何况你这些反叛的鱼,极有可能偷偷地勾结了海外之鱼,群众当然不会同情你。不过,快乾死的鱼群(或者已成为了鹹鱼尸的)并不知道,界线其实从来都不清晰,所谓不许逾越鱼池半步,本来就是很随意的。临海的香港,很快是这样?抑或已经是这样了?

《荒泽之鱼》关心几尾还以为自己在网外之鱼,也许是不得不的。小说要写的是在香港居住的几代知识份子,或者是故事叙述中所谓的「士」、「文人」──新生代可能非常抗拒的称谓。毕竟政治运动来了又去了,在不断的灭绝又再生的循环中,宝珣思考的似乎是究竟「士的传统」(即练达于人情、义理和礼教?)还剩下多少?「帮閑」、「无用」的文人可有「无用之用」?在艰难时刻,能否还可用作启迪资源?然而这些「剩鱼」,除了要应付本身的种种矛盾困恼,真的可以特立独行、抵挡得住无情政权的摧残吗?

污泥浊水夹杂荷花的莲池,在《荒泽之鱼》中,象徵着风雨欲来的大学学府。对照小说中的人类学家角色爱为她要观察的人开档案,宝珣也为书中每一个学人做个案研究,即使档案的感觉,好像是关于标本多于关于活人的:三个七十后的大学生盈、端、祖,决意要游出大海,闯一番世界,即使取得了着名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也因为各种原因,回流往这个小小的莲池,成为了失落的、也可能是最后一批的本土学者。故事以她们三人作骨干而开展。

宝珣写学术界的政治倾轧、勾心斗角,看得我目瞪口呆,暗暗庆倖那还不完全是我在学院里曾目睹耳闻的。但这也不一定只是个寓言。我未经历过,不等于从未发生。学人互相暗算出卖,过往在中国政权治下的学院,早已不是新鲜事。《荒泽之鱼》借大学图书馆研究员符先生这个文革后来港的人物,搜寻得一批五十年代反右运动的私人信件,道出情人变仇敌,为求自保不借牺牲对方的可怕血腥历史。又透过他的视角,细看那些后来到港定居的反右、文革运动过来人的唏嘘变迁。欲语还休,宝珣似在暗示,这些知识份子的好歹或丑行,绝对可以在香港上演。儘管香港知识界近年或许要努力抗拒着中国,实情却又秉承了中国的不少基因。

符先生眼里,香港人实是披了文明外衣的标準国人,内和外并非二而一的关係,根本一便是一,苟且下的混生。现在社会上互相倾轧之激烈,凡可欺的,尽其煽动之力去欺凌。类似的手段之恶毒残忍,符先生他们是见惯不怪的

──第十四章

即或就如小说里那些国共内战时避居香港,要以「文化反攻大陆」的新儒家老人们、牟宗三在香港的众弟子,宝珣也疑窦,他们是否已太「离地」,年轻人只会视他们「如蓝丝建制」。旧日所谓的鸿儒,与新时代的自称理性的专业人士,又真的能够不趋炎附势、为虎作伥吗?

新的本土一代,能不能带来曙光呢?宝珣把那个爱翘课、善辩驳的大学留级生「九八」描画得神祕兮兮:蜑家的后人,但刚生下来时皮肤嫩滑得像陆上人,可能原来的原来就是个陆上人。父母长得像越南人,揍大他的是菲姐。小时像个小南亚,到中学又变白净了。最后他消失得离奇,跟了亲戚的船出海,远洋作业,渔船要开去南海,为了见识一下大海的力量。想像中,他穿上南方皇者的亚热带树衣,在临海的国土,喝着啤酒看哲学书,想着人类的问题。他不知何处才是他的故乡。然而,九八大概会说,「能够让自己完善的都是兄弟,保护你做为人的尊严的,便是国家,从来不被允可的,才是他的真实」(尾声)。我明白宝珣不是板着脸对待后辈之人,但是这种对新一代的描述,究竟是幻影,抑或是观察与理解?《荒泽之鱼》里还有另一个较年青的知识份子「拾伍」(又叫「溺水」),是个健康明朗,工作热诚,喜欢见着谁便远远挥手的女子。她是盈的助教,却不幸地在岸边寻找远古遗迹期间,意外滑倒,跌下来时头碰在尖石上即时昏厥,因为脸朝下,被涨潮的海水窒息致死。于是,她成了别人想念的对象,亦只有她才能穿越现世的限制,走过她要走的虫洞,见得到众人想知的答案。本是未来的,却成了过去,即使这个过去未必局限在线性时间的某一端。这是否就是宝珣未来希望之所寄?

我认识宝珣于中学时代,他是极少数对中国政治、文化早慧的本土少年。记得大学一年级时,宝珣在另一所大学就读,我懵懵然随他参与的文社,往广州访问那裏的文学作家,拿着破旧的搪瓷器皿,到那裏的大学饭堂打饭。我只记得那些作家的作品读来枯燥,饭堂的米饭里有杂沙又难吃,让我稍稍滋味了当代中国的一丁点儿。我的反应或似投诉,却换来宝珣的一脸歉意。当时我不明白,中国的不好,为甚幺要由他来致歉?后来,我想我懂了。许多年,很少再与宝珣联络,直至某次,他有关中国民工的纪录片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放映。然后,又是一些年,再见已是他赠我新出版的《没岛恋曲》的时候了。

以「奇形怪状的艨艟巨舰」来形容民族,《荒泽之鱼》告诫我们,这条船已逼得很近。儘管船上的众生各怀鬼胎,掌舵的内心也没有底,却照旧毫不放鬆的趋迫追逐着近岸的鱼。面对国族神话的巨大压迫,坊间现在喜欢以另类的南方上古史或海洋族群神话作对应。在《没岛恋曲》中,宝珣已写过这种另类家谱:「第一批踏足小岛的人,远古的远古,可能是畲族蜑家人虾夷人支那人琉球人福建人安南人海南人还有宝安人」。《荒泽之鱼》再次有其变奏曲:「自有百越以来迄唐代,中原政令不及岭南,俚人拥有当地实权」(第十二章),儘管百越人最终选择了归附而非对抗中央。

写另类史或写小说无疑是一种抗衡的对策,以反逆反,未必能拨乱反正,但只要不堕入自设的圈套桎梏之中,或许也是个策略性的生存空间。危难关头,文学不过是无为无用之道,既不能为天下先,亦不敢为天下先;也许,这,才能成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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